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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廉文共读第九期
【字体: 】【2016-09-14】 【关 闭

廉文共读

第九期(总第一百十三期)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监察室编      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

1. 墨子:万事莫贵于义 2. 范仲淹诫子:自奉俭 不营私

 

墨子:万事莫贵于义

  同孔子一样,墨子也出生在“礼崩乐坏”的春秋时代。针对周王室衰败带来的战争频仍、民不聊生,两位先哲各开出了一剂药方,孔子的药方上写着“仁”,墨子的则写着“义”。与孔子不同,有“平民圣人”之称的墨子代表了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,体察下层民情的墨家思想也成为春秋之际最著名的派别之一,并用独特的方式承担起治国安邦的重任。

  墨子曾在一次旅途中,巧遇多年不见的朋友,朋友对他说: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,你何必独自苦行呢?还是放弃吧!墨子不假思索地反问道:正因为如今没有人行义,你作为朋友更应该支持我,为什么要制止呢?

  在朋友看来,墨子是孤独的,但这并不妨碍“万事莫贵于义”成为他一以贯之的行动宗旨。对于墨子来说,“义”的内涵丰富而又深厚,一切有利于天地万物和黎民百姓的言论与行动都可视为“义”。为民请命是义,济苦救贫是义,仗剑行侠是义,维护和平是义,勤俭节用也是义。“义”,是墨子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。

  兼爱,墨子的根本大义

  墨子行义,“兼爱”和“非攻”是最重要的两项内容,其中,“兼爱”更是墨子行义的目的和理想。

  所谓“兼爱”是一种无差别的博爱胸怀,墨子认为,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,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爱,所以他倡导以爱自己的心对待他人,像爱自己家人一样去对待别人的家人,爱自然,爱万物,最终达到“国与国不相攻,家与家不相乱,盗贼无有,君臣父子皆能孝慈”的理想社会。墨子希望借此构建爱的秩序,以求达到家庭和谐、社会和谐。置于今天,类似于既“自爱”又“爱人”,既“利他”又“利己”,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  在当时,许多人都认为墨子“兼爱”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,墨子便举出楚灵王和大禹的故事。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,所以他的臣下每天只吃一顿饭,一年后都饿得面黄肌瘦,宫中更是有饿死的情况出现。而大禹在治理洪水的时候凿开龙门以利于居住在北方的人民,在东边分九条河泄洪以利于冀州的人民,在南边疏通长江、淮河、汉水等河流以利于荆楚和吴越的人民。两相比较,楚灵王只顾一己的喜好而没能兼爱臣民,最终失去民心、丢掉王位被迫自缢身亡。大禹则在治水的过程中兼爱天下,充分考虑了居住在不同地区百姓的用水需要,最后被推举至天下共主之位,成为古时贤明的圣王。

  “兼爱”更可以视为全社会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。君主兼爱就会仁惠,臣下兼爱就会忠诚,父亲兼爱就会慈蔼,子女兼爱就会孝敬,兄弟兼爱就会友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不容许统治阶层剥削人民而养尊处优,墨子据此又引出了崇尚节俭,降低用度,反对奢华礼乐等主张,而其不变的根本大义便是“兼爱”。

  非攻,所处时代的切实义举

  如果说“兼爱”是墨子心中美好的向往,那么“非攻”则是墨子在所处时代的切实义举。春秋战国时期,诸国纷争,群雄争霸。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,根本不顾人民死活,屡屡攻伐无罪之国。而“夺民之用,废民之利”是墨子坚决反对的,他提出“大不攻小也,强不侮弱也,众不贼寡也,诈不欺愚也,贵不傲贱也,富不骄贫也,壮不夺老也”的非攻思想。

  鲁国著名工匠公输般(亦称鲁班)与墨子生活在同一时代,当墨子听闻公输般为楚国制造进攻宋国的器械后,日夜兼程赶往楚国,并说服楚王放弃:这种侵略小国的行为如同富翁去抢乞丐的东西一样可笑。接着,墨子又在与公输般进行的攻守演习中取得完胜。楚王觉得颜面丢失,一心便想强攻。不料墨子坚定地说:那你就来吧,我的弟子们早就在宋国的城墙上等着你了。最终,墨子用其非攻策略化解了这场如箭在弦的战争,被后世传为佳话。

  墨子不仅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,还接连制止了鲁国进攻郑国、齐国征伐鲁国的行为。不仅是墨子,他的弟子们也不畏强权,救困扶危,不惜用生命来践行“非攻”的思想。面对赵国的入侵,墨家弟子革离曾孤身一人救援梁城,最终使十万赵军停下了脚步,避免了赵燕两个大国间发生更大的战争。

  墨子说:大国如果有不义的举动,大家就一起阻止它;如果大国攻伐小国,大家就一起救援小国。站在今天来看,国家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应该平等交往,共同维护和平发展,最终达到团结友爱,互相帮助,也可以说是“兼爱”所追求的理想环境。

  在朝要义政,在野要义行

  在墨子看来,仅仅凭借自己的理想和劝说还不足以铲除天下的“不义”,把“义”作为国家治理的纲领才是从根本上实现“兼爱”和“非攻”的大义。因此,在国家治理的方面,墨子主张以“尚贤”为首要任务。他还专门留有《亲士》篇,在这篇文章中指出:没有比尊重和任用人才更加急迫的事情,一旦君主没有了贤士,便没有了可以商讨国事的人。“有能则举之,无能则下之”,以“义”作为执政的标准,任用贤士来治理国家是贤明的“义政”。正因如此,墨子十分推崇大禹和成汤,认为他们都是能体现大义的贤德之人。

  既然君主任用贤士是国家大义的体现,那么对有义之人的培养则成为墨子十分重视的大事。有一次,墨子的得意门生耕柱不堪苛责,心中不平,便问墨子:老师,您那么多的学生,难道只有我就差劲得要时常被你苛责吗?墨子听后反问道:如果我要上太行山,你说我应该用良马拉车还是老牛呢?耕柱当即回答:当然是良马了,因为良马可以担当重任啊!墨子说:正是因为你如同良马,我才会一再地从严教导,对你要求苛刻。墨子责徒的故事流传千古,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墨子作为老师的尽责和严厉,还有他为了天下“义旗”的流传而尽的心血。

  在传统文化中,墨子“义”的思想对后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,“义”已成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。无论身处何时何地,我们都应坚守心中的“义”,处理好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关系,做一个对国家、社会、他人有益的人,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(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,作者张鹏)

范仲淹诫子:自奉俭 不营私

  汝守官处处小心,不得欺事。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,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,莫营私利。

  说起范仲淹,我们就会想起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千古名句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,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与楷模。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王安石称范仲淹为“一世之师,由初起终,名节无疵”。清代大学士纪昀评价他:“行求无愧于圣贤,学求有济于天下,古之所谓大儒者,有体有用,不过如此。”

  范仲淹两岁丧父,其母改嫁朱氏,仲淹一度改姓过朱。由于年幼时家境贫寒,范仲淹曾寄居长白山(今山东邹平县西南会仙山,以山中云气长白得名)的佛寺读书。每天晚上煮一锅小米粥,经过一宿凝成胶状,早起后用刀划为四块,早晚各取两块,加点醋,撒点盐,加热后就着十来根小根蒜吃,这就是他一天全部的食物。这样的生活他维持了整整三年。

  尽管后来官至参知政事,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,范仲淹仍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。他曾谆谆告诫诸子说:“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,汝母躬执爨(音:cuàn,意:烧火做饭),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。今而得厚禄,欲以养亲,亲不在矣,汝母亦已早逝,吾所恨者,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!”范仲淹对子女的告诫,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中。他以身作则,作出表率。每天睡觉前,他都要算算一天饮食等种种花费与当天所做之事。如果花费与所做之事相称,便心安理得,鼾息熟寐。如果不相称,就终夕辗转反侧,不能安眠,第二天一定要做出弥补。

  范仲淹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,对子女也同样严格要求。次子范纯仁娶的是官宦世家王质之女,王质的伯父是北宋真宗时期长期担任宰相的王旦。范王两家结亲并非范仲淹贪图富贵,攀附高门。王质与范仲淹的交情,源自景祐三年,范仲淹因指责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贬官,当时在朝的士大夫大多害怕得罪吕夷简,被指为朋党,不敢为范仲淹送行,只有耿直的王质毅然“载酒往饯”。患难见真情,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并成了儿女亲家。纯仁之妻由于出身名门望族,自幼生长于锦绣堆中,据说在娘家曾用罗绮做帷幔,罗绮是一种质地轻软而又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,价格非常昂贵,平常百姓家是不可能看到的。在媳妇未过门前,范仲淹听说了此事,尽管与王质是好友,仍不留情面地当众说:“罗绮岂帷幔之物耶?吾家素清俭,安得乱吾家法?敢持至吾家,当火于庭!”范仲淹给亲家及未过门的儿媳妇“上了一堂俭朴课”,维护了范家一向清苦节俭的家法。

  但范仲淹的俭朴并非吝啬。据范仲淹死后欧阳修所撰《神道碑》记载,范氏“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,临财好施,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视其私,妻子仅给衣食”。说他没有客人时,菜肴中最多只有一盘肉菜,妻子、儿女平日也只是满足最基本的衣食需要而已。但在需要帮助的人面前,范仲淹非常大度慷慨。

  除俭朴之外,范仲淹还要求家人勤学苦学,廉洁奉公,不营私利。在他留下的家书中,有一封是给他哥哥范仲温的,内容是对其侄儿的教育:“二郎、三郎并勤修学,日立功课,彼中儿男,切须令苦学,勿使因循。须候有事业成人,方与恩泽文字。”宋代中高级官员可以根据其级别高低,申请授予子侄等亲属一定的官职,这在制度上称为荫补。宋代官僚子弟中,颇有些人因此不求上进,仅凭荫补入仕。范仲淹的这封信,是告诫他哥哥,虽然他有资格向朝廷申请授予两个侄儿官职,但前提必须是两个侄儿学业有成,否则他不会奏请荫补。同时,他也亲自写信给两个侄儿说:“汝等但小心,有乡曲之誉,可以理民,可以守廉者,方敢奏荐。”意思是你们必须好好学习,好好做人,只有等到学业道德均有成就,名声为乡里所传诵,有治理百姓之才能,有廉洁奉公之操守,我才会向朝廷申请授予你们官职。

  后来,两位侄儿不负所望,范仲淹也就奏荐二人出仕。在三郎做官后,他又写信谆谆告诫说:“汝守官处小心,不得欺事。与同官和睦多礼,有事只与同官议,莫与公人商量。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,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,莫营私利。汝看老叔自来如何,还曾营私否?自家好家门,各为好事,以光祖宗。”在这封信里,范仲淹还专门强调,不得纵容乡亲到你们所管辖的地区做生意。范仲淹生前不营家产,他在徐州地方官任上去世后,家人只能暂时借居官舍,毫发不爽地实现了他对侄儿所说的不营私的主张。

  这封信影响很大,其原件至少到南宋时还存于世,在士大夫中流传。南宋中期,大儒朱熹的好友、时任福建侯官县令的陈明仲得到了真迹,雇工摹刻,置于案头,每日自省,而将原件寄赠朱熹。朱熹反复诵读,大为感慨,在此书札左边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右范文正公(范仲淹的谥号)与其兄子之书也,其言近而易知。凡今之仕者,得其说而谨守之,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。然所谓自未尝营私者,必若公之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,事上遇人,一以自信,不择利害为趋舍,然后足以充其名。”在朱熹看来,凡是做官的人,都应该牢记范仲淹的这番教诲。只有效仿范公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精神,不以一己私利为取舍,防微杜渐,从自己做起,从自己身边人做起,才能做个清白的好官。

  范仲淹的言传身教,对诸子侄影响极大。长子范纯佑,年少时就“尚节行”。范仲淹在苏州做地方官时,创建郡学,聘请当时的名儒胡瑗担任老师。胡瑗对学生要求很严格,苏州的士子们难以适应,这让范仲淹很头疼。于是纯佑自请入学,他年龄是学生中最小的,但事事都能达到老师胡瑗的要求,因此感动了比他年长同学,苏州郡学之学风因此成为诸地方学校的楷模。西夏叛乱时,范仲淹奉诏守边,也带上了纯佑。尽管身为主帅之子,但范纯佑经常身先士卒,亲冒矢石,屡立战功。不幸的是,当范仲淹被贬官邓州时,纯佑得暴疾,以致痴呆。

  范仲淹次子范纯仁,则是宋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范仲淹死后,纯仁承担起了照顾病兄的责任。纯佑患病十九年后去世,葬于洛阳。考虑到范家向来清俭,范仲淹的好友韩琦与富弼专门写信给洛阳的地方官,让其帮助纯仁妥善安葬纯佑。但纯仁谨守父训,不愿接受资助。范纯仁日后出任宰相,亦以廉洁勤俭著名。(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,作者林鹄)

 

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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